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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年的就业变迁:1998年为能洗澡而下海

2018-12-16 08:11
来源: 工人日报
编辑:东方财富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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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978年,全国4.01亿就业人口中,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仅有6945万人,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4890万人,到2017年,全国7.76亿就业人口中,第二产业就业2.18亿人,第三产业就业3.48亿人。1978年,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,2017年,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4318元。

  从1978年到2018年,40年的时间里,就业数据变化的背后,是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。

  1978年顶班与高考

  1978年,高中毕业的张忠年有两个选择,进工厂顶班或者高考,顶班十拿九稳,高考命悬一线。当时,在企业单位,父母退休后子女顶替空下来的名额,到父母单位上班,是一种招工方式,不少父母甚至会为了子女及时顶班吃上“公家饭”,选择自己提前退休。

  “顶班马上就是学徒工,拿工资,如果不顶班参加高考,落榜了,虽然街道也能安排就业,但肯定进不去国营的大工厂了。”张忠年说,尽管自己是应届生,但那年依然有不少往届生参加高考,当年,全国610万人参加高考,原本的招生计划,只有不到30万个。班里不少同学选择了顶班,原因很简单,即便是学徒工的二三十元工资,对于刚毕业的小年轻来说,吃住在家里,凭空每月多出来二三十元,也不亚于一笔巨款。

  张忠年的考分并不低,但在激烈的竞争中没有上榜,有幸的是,那年许多大学开始办分校,在全国范围内,招生名额增加了近11万个,他得以入学。毕业后,分配到了一所学校当老师。他把顶班进厂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哥哥,身为知青的哥哥得以顺利回城,当然也放弃了高考。“厂里说,只能解决一个人。”

  但是,兄弟俩后来的人生却迥异。张忠年大学毕业当了老师,学校没有房子,很多年他只能和父母挤在一起,哥哥进了工厂,不久就分了房子搬出去住,相亲时也加分不少。不过,张忠年的哥哥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末,失去了这份工厂工作,尽管在中学时代,他的成绩并不比弟弟差。

  有的时候张忠年总在想,如果兄弟俩换一种选择会是什么样?“一边是铁饭碗,一边是大学,只能选一边。”不过,在家庭聚会上,他们从来不聊这种可能。

  1988年星期天工程师

  “为什么周末去集体工厂打工,因为我的孩子想看《猫和老鼠》,彩色的。”如今已经退休的郭先生,还记得1988年自己当“星期天工程师”的岁月。当时在一家国营印刷厂当工程师的他,每月工资100多元,但商场里一个小汽车玩具就要5元,儿子总想要新的玩具。

  不得已,他选择多上夜班,每多上一个夜班,能多一元五角钱的夜班补贴,上三次买个玩具。“生了儿子后,各种花销都很大,奶粉钱、尿布钱……”郭先生意识到,铁饭碗虽然能吃饱饭,但不能光靠死工资。

  1988年1月,《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发布,允许科技干部兼职,同年,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。上世纪80年代乡镇工厂处于起步期,缺少技术人才,不少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业人才,开始在周末到乡镇企业兼职。

  “乡镇工厂在远郊区,早上5点钟坐头班车,一路晃晃悠悠到工厂也快8点了。”工厂周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,乡道旁是冲天的大树。

  兼职的收入甚至比单位的工资还高出不少,郭先生如愿买了奶粉,玩具,他还花了2000元,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,“取钱的时候让两个同学陪着一起去,怕被抢。”后来,他又攒了钱买了录像机,到处去借录像带,“从那个时候开始,儿子跟着录像带学英语。”

  2017年,郭先生在大洋彼岸去看了迪士尼乐园,儿子陪着他,儿子现在也是工程师了。

  1998年为能洗澡而下海

  1998年3月,当听到电视新闻里说,“某某部被撤销”时,当时在某部属企业工作的王俊,发现电视周围围观的同事都沉默了。“部都没了,企业移交给地方后,大家怎么办谁也不知道,每个人都要打算盘,是走是留,走,去哪里,留,能有什么样的安置?”当年,9个工业部先是改成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局,之后这些国家局在2000年底撤销。

  1998年对于王俊来说,还意味着另一个坎——房子,在企业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上,尽管他参加工作也有十几年了,但依然没有搭上末班车,和妻子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,没有暖气,也没有卫生间。“平房区水压低,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,而且洗澡就在临时搭建的小厨房里,冬天外面多少度,里面就多少度。”

  王俊的妻子是医院的护士,医院规定下夜班可以洗澡,但王俊的女儿如何洗澡就成了问题。有时候,赶上妻子当班,王俊就带着女儿去蹭医院澡堂。“爸爸骑车带着我,骑了一个多小时,到医院找到妈妈,我才洗上热水澡,还得偷偷摸摸不能让科主任看见。”王俊的女儿还记得,回家的路上父亲也要骑一个多小时,洗完澡的她喜欢一路唱歌,但父亲一路沉默。

  “我一定让你们娘俩住上有卫生间的房子。”王俊曾经对妻子这样说,1999年,他辞职下海,学工业建筑的他,与别人合伙开装修公司,小工不够时自己也要上阵。有一次去工地上送吃的,看着大学毕业的老公一身水泥点子,王俊的妻子一路哭着回家了。

  2003年,王俊买到了房子,北京北四环旁边的楼房,每平方米5000多元,买房花去了夫妻俩全部的积蓄,还借了不少钱,以至于在之后的两年里,夏天没有空调。“还好这次赶上了末班车,过了2005年,房价就一路飞涨了。”

  现在,他们还住在那时候买来的房子里,不过这不是他们唯一的房子,还有一套,留给女儿结婚用。

  2008年 “正经工作”是什么

  在考公务员这个问题上,2008年大学毕业的彭先生,一直能感受到父亲的压力,也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希望他考上公务员。“父亲毕业时有两个选择,去机关还是去企业,结果他选择去企业,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比去机关的同学少了不少。”

  从此,彭先生的父亲就认定了一个死理:只有考上公务员,最次考上个事业编才算“正经工作”,其它工作“都是临时的”。不过,在2008年时,国考尚未如后来般火热,彭先生在学校的双选会上甚至发现,机关事业类单位招聘时,反而投简历的人不如去银行的多。“那时候公务员工资低,吸引力也不高。”

  于是,彭先生并没有怎么复习,“裸考上阵”败北了,连面试都没进去,后来去了一家外企工作,收入并不低。“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对我说,你一定会后悔的。”果不其然,到了2009年,国考人数开始上升,报名人数突破百万人大关,竞争比达到了57:1,彭先生一度有些懊悔。

  不过后来,彭先生也渐渐发现,父亲所说的“正经工作”,其实更像一个围城。“我读在职研究生的时候,发现每次大家聚餐,都会把几个在机关工作的同学放在首座上,大家不外乎抱着一个心态,迟早有事能求到他们。但私下和他们聊天,其实待遇是透明的,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,很多事情,办事也已经规范化。”

  但最终,在毕业5年以后,彭先生还是利用读研的机会,重新领了一次派遣证,选择了一家国企就业。原因并非是要找份“正经工作”,而是在他所在的行业,国企开出的价码,已经不低于外企了。

  2018年创业不是一件容易事

  “最初创业,只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习惯朝九晚五的工作,想一边赚钱一边旅游,自己当老板,时间随意安排。”从欧洲留学回国后,刘金意在今年年初,开了一家小型的音乐培训机构,主要做青少年乐器培训。数据显示,今年年内,全国创业公司总量已经超过10万家。

  创业开始,他曾经想拉昔日的同学入伙,“不为了拉来投资,只是自己同学放心,不会多吃多占。”结果,所有的同学都回绝了刘金意的好意,“大家都说,自己也快30岁了,已经有份稳定工作了,不愿意辞职过来。”

  于是,刘金意只能事事自己上手,“一家小公司,小到房屋水电暖气、再到邻里社区关系,大到办照上税开工资缴社保,事事都要自己操心,事事都要开支。”最终,机构经营起来,与“一边赚钱一边旅游”的初衷南辕北辙,“自从开业了,就没有晚上9点前回过家。”创业之前,他熟读诸多创业励志书籍,一度梦想着自己能把店面开成连锁的,最终融资上市,创业之后,才明白很多事情并不容易。

  比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经营问题更复杂的,是面对社会上的事务,“就是门口的扫地大爷,你都不能得罪,不然你家门口总是挂个‘小心地滑’的牌子,你说顾客还上门么?”刘金意发现,创业之后才明白,社会是一个大学校,“要说创业带来的最大改变,就是性格磨平了,也磨圆了。”

(文章来源:工人日报)

(责任编辑:DF38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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